根的聲音 回望民歌採集運動五十年

文:呂鈺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民族音樂研究所教授)
圖:臺灣音樂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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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後,當我們再次聆聽這些聲響,似乎又將自己與先人聯繫起來。這些聲音,是族群的先人們一路走來的痕跡,是他們與先人溝通的憑藉,是他們自我認同的依據。欲了解我們從哪裡來,這些歷史遺留的片鱗半爪,都是值得珍惜的證據,沒有它們, 我們就沒有根。

臺灣自日據時期開始,透過基督宣教與學校教育,大量引入西方音樂。之後的蔣介石時期,甚至延續至整個二十世紀結束,西方音樂在臺灣這片土地上,都被視為高尚的聲響,本地音樂則給人俚俗的印象。但,做為自我身份認同(identity)的標示,這種被視為俚俗的音樂,應該才是我們真正所屬。為此,有志之士開始思考,「我們需不需要有自己的音樂?」

一段傳奇對話成就臺灣音樂史的篇章

1962 6 20 日,尚在維也納留學的史惟亮,在欣賞了當地為時一週的音樂會後,在《聯合報》第八版發表了一篇評論性的文章〈維也納的音樂節〉,文章連載兩天,之後還接著有「續」及「續完」。除了感慨各國都演奏並提倡自己的音樂,並在6 21 日文章中質疑:「一個國際性的音樂都市維也納,是很自然地愛他們自己的日耳曼民族的音樂,而一個保守的民族性特別強烈的臺北市,何以竟能不加選擇的喜愛所有的外國音樂?」,文中最後,則大聲的詢問讀者:「我只想問一句話, 我們需不需要自己的音樂?」

甫從法國學成歸國不久的許常惠,在閱讀了史氏的文章後,就在同年7 10 日的《聯合報》上, 以〈我們需要有自己的音樂〉一文,高分貝地回應了史惟亮。兩位當時國內音樂界的青年才俊,都有著相同的理想,都想以自我文化中的素材,進行音樂的創作。當時臺灣音樂院校中,能選擇的學習可能性僅有兩種,即音樂創作或是音樂展演。而兩人在國外所學,均為前者,因此回臺後所從事的工作,也都與創作有關。如何脫離西方音樂理論的框架束縛,創作擁有具自我身份認同的作品,是當時這兩位年輕人,以及作曲界許許多多反西方中心論(counter-West centralism 者,所急欲嘗試的。

斯洛伐克籍Zloch神父,在維也納一直對外國學生的資助,史惟亮留學歐洲期間受其照顧很多。.jpg1967年七月底到八月初的這次採集,人員分為東西兩隊進行,並被報紙大量的報導。.jpg
圖左:斯洛伐克籍Zloch神父,在維也納一直對外國學生的資助,史惟亮留學歐洲期間受其照顧很多。
圖右:1967年七月底到八月初的這次採集,人員分為東西兩隊進行,並被報紙大量的報導。

追隨二十世紀初期的前輩音樂家作法 尋根

二人不謀而合的理念,在史惟亮1965 年回國後積極付諸行動。二人召集了有志之士,共同尋找這片土地上仍存在的先人聲響。這種聲響,在都市已無法聽聞,卻在鄉野間仍大量被吟誦唱奏。這種不矯揉造作的音樂,從一群純樸的人口中發出,那麼自然,那麼有生命力。二人去歐洲留學,見多識廣,但在歐洲大陸尋他個千百度,驀然回首,所要的聲音,卻是近在眼前, 垂手可得。

創作素材,來自於對音樂的解構與提煉,田野大量的資料,只待先將其收錄之後,再於案頭進行分析。於是,就如同二十世紀初期, 匈牙利作曲家貝拉˙ 巴爾托克(Bela Bartok)所為,這群人積極收錄著鄉野間仍可聽聞的傳統音樂。而這一舉動,有巴爾托克的先例可循, 他們也追隨巴爾托克的作法,對於收集到手的音樂進行分析,尋找屬於這片土地的音階、節奏、音色、旋律輪廓等特有素材,從而讓我們有機會了解這片土地上,最真實及最有生命力的聲音,他的來源、他的結構、他的聲響。

跨越族群的豐碩採集成果

1965 年「中國青年音樂圖書館」,以及1967 年「中國民族音樂研究中心」的成立,使二人的理想有了根據地。一直到1970 年以前,以此為名義的田野調查,總共進行了有六次之多,所採集樂曲共有一千七百多首。如不包括錄音檔案中所言「重唱」的部分,並扣除錄音中不完整的樂曲,也還有一千六百多首。最為著名的,是於1967 7 月底到8 月初的這次採集,人員分為東西兩隊進行,並被報紙大量的報導。這次採集,總共獲有約六百首的歌謠。

此外,同年5 6 月,由李哲洋及劉五男兩人於花蓮與臺東所進行的以阿美族為主體,並兼及排灣與卑南音樂的採集,總共錄有近七百首音樂,而1966 年以賽夏為主的採集,亦是以李哲洋與劉五男為主所進行,除因矮靈祭的錄製遭到拒絕,平日歌謠也採錄有近五十首之多。此外對於福佬與客家歌謠,也有大量的收錄。

塵封漂流半世紀的珍貴紀錄
重回故土

這批資料,當時進行了三份拷貝,除了兩位召集人各保留了一份,還有一份,被送到了當年以大量資金支持這個活動的德國「華歐學社」,被學社的歐樂思(Alois Osterwalder 神父,細心地保存著。臺灣保存的這批資料, 除了極少數得以公開,隨著時間的流逝,有聲錄音盤帶被這裏潮濕的氣候,默默地侵蝕毀損了。

2010 年,吳榮順公開了許常惠所保留的資料,不但有缺漏或損毀,保留下來的,音質也不佳。史惟亮的資料,則在其過世後,透過他的後代,送至英國,進行了破壞性處理,將盤帶資料轉出,盤帶則永久毀壞,無法修復, 但史惟亮後代,並未將這批聲音資料公諸於世。至於歐樂思神父在德國保存的這批資料, 則雖經過近半個世紀的閒置,由於保存得當, 至今仍完好如初,神父在找到可以信賴的歸宿後,於2013 年,將其永久出借給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位典藏中心,進行保存與研究。

即使當年的採集,在日後學者看來,仍有不足之處。最為今日學者所詬病的,乃在其採集當下,對於一些摻入流行音樂元素的歌謠, 採取摒棄的態度,並認為世俗化將導致傳統的消失。但今日學者在已採集到的資料中,仍發現存在著摻入流行元素的歌謠,認為此乃傳統音樂與當代社會互動的證明,當時若亦能將此類歌謠一併收錄,對於日後音樂與社會關聯的研究,將提供更多有利的證據。

五十年前這群人為我們所保留的大量文化遺產,讓後代子孫有了身份認同的依據,有了尋根的可能,並讓這片土地的過去,愈見清晰。.jpg
六次音樂採集當中,包括日後為大家所熟知的賴碧霞、陳達、與郭英男等六百多名各地歌唱者被調查人員紀錄下了他們的姓名,近1700首樂曲被採錄。.png
圖左:五十年前這群人為我們所保留的大量文化遺產,讓後代子孫有了身份認同的依據,有了尋根的可能,並讓這片土地的過去,愈見清晰。
圖右:六次音樂採集當中,包括日後為大家所熟知的賴碧霞、陳達、與郭英男等六百多名各地歌唱者被調查人員紀錄下了他們的姓名,近1700首樂曲被採錄。

聽見族群的先人們一路走來的痕跡

五十年以後,當我們再次聆聽這些聲響, 似乎又將自己與先人聯繫起來。經過時間的錘鍊,今日的這批資料,已經不僅僅如史惟亮與許常惠這兩位音樂界先後作古的前輩所希望, 將其作為了解與創作自身音樂的素材。無形文化資產(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的保存與維護,在世界各地受到高度重視。不同錄音地點的歌者後代,在聽到五十年前,他們父母、親人、同胞所唱出的聲音,或無限的唏噓與感慨,或滿懷的激動與興奮。歌者的後代族人們,正在不斷的尋找當年被政府以及主流社會所摒棄的聲響, 這些聲音受到摒棄的原因,來自政府對於原住民集體聚會的不信任,來自社會不知珍惜先人所留下的智慧,而嘲笑它的過時與俗氣,來自「在地」(local)所引發的主流文化與「他者」(others 間重新定位的恐懼與危機感。但這些聲音,是族群的先人們一路走來的痕跡,是他們與先人溝通的憑藉,是他們自我認同的依據。因此他們希望這批資料,能被留在部落,能成為他們重建部落文化的依據,並透過聲音,進行族群自我認同。欲了解我們從哪裡來,這些歷史遺留的片鱗半爪,都是值得珍惜的證據,沒有它們,我們就沒有根。

身份認同的文化遺產

這個1960 年代後半期,在臺灣曾進行的六次音樂採集,二十多位知識份子參與音樂錄製整理工作,六百多名各地歌唱者被調查人員紀錄下了他們的姓名——包括日後為大家所熟知的陳達、賴碧霞與郭英男等,近1700 首樂曲被採錄。而1967 年暑假的採集,各大報追蹤報導,更給後世留下深刻印象。這群人為我們所保留的大量文化遺產,讓後代子孫有了身份認同的依據,有了尋根的可能,並讓這片土地的過去,愈見清晰。

今天,在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中,提倡重建臺灣音樂史。這群人的名字與事蹟,應在我們的音樂史中重新被定義與紀錄,因為有了他們,才能讓今天的我們,能聽見自己祖先一脈相傳的聲音。知名民族音樂學家喬瑟琳. 吉爾伯(Jocelyne Guilbault) 認為,「世界音樂在很多面向上,乃在地(local)的重新定義」,我們不得不佩服,在五十年前,我們的先輩,已經認知了這一點,並為我們後輩在今日激烈的全球化音樂競爭中,做好了準備。

歐樂思神父細心地保存著的有聲錄音盤,雖經過近半個世紀的閒置,由於保存得當,仍完好如初,於2013年將其永久出借給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位典藏中心,進行保存與研究。.jpg
歐樂思神父細心地保存著的有聲錄音盤,雖經過近半個世紀的閒置,由於保存得當,仍完好如初,於2013年將其永久出借給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位典藏中心,進行保存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