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喜歡唱歌的我，大學讀輔仁大學音樂系學聲樂，一個機會看《悲慘世界》音樂劇錄影帶，喜愛上音樂劇，大三那年我告訴指導老師王秋棃，「我不想再學歌劇，想改唱音樂劇。」當時王老師即提醒我，「如果要學音樂劇，選擇去紐約比較好。」
愛唱歌的曾慧誠惶誠(左二)學生時期就參加音樂劇演出。
紐約研究所的訓練
運用到導演工作受益匪淺
我當完兵後，意志堅定地揹起行囊就前往紐約，在紐約讀了音樂劇表演的專門學校(AMDA)。邊學習邊在紐約工作一年後，總覺自己表演技術不足，於是又再報考了紐約大學（NYU）表演藝術研究所，取得碩士學位。可是縱使我非常理解劇本也傾情投入，每每以英文演出時，仍會因為對角色陌生而產生距離感。在紐約7年的生活只覺得疲累，最終決定要回臺灣，「當時我只是想回家繼續音樂劇演員之路，卻無心插柳成就音樂劇導演一職。」
回到臺灣後，莫名踏入導演工作，回國這十多年，我執導了《隔壁親家》、《釧兒》、《DAYLIGHT》、《李天祿的四個女人》、《搭錯車》等數十多齣大小劇，現在外人介紹我就是臺灣音樂劇導演曾慧誠，奇怪的是，我不但不排斥導演這個身份，在導戲過程中反而累積出我對導演工作的濃厚興趣。
雖然我不適合紐約的工作環境，但在紐約研究所的訓練，運用到導演工作中卻受益匪淺。當時老師讓我們讀本，然後要學生把劇本內容寫成半張A4 的故事，再寫下一句話說明故事主旨。我回臺後將這種訓練運用到導演工作上，每當我讀完劇本以後，會闔上劇本想想內容在說什麼，再寫下一句話點出故事主題，每齣戲都如此做，讓自己清楚導戲方向。
「溝通」是成就大製作很重要的步驟剛回臺灣時，我並不清楚自己要做什麼，便和幾位朋友成立「躍演劇團」，2007年做了一個作品《喜樂社區》，朋友提議由我導演，開始我第一齣戲的導演工作。
原是無心插柳心態導戲，沒想到音樂時代劇場藝術總監、廣藝基金會執行長楊忠衡看了《喜樂社區》，很肯定我的導演手法，邀請我擔任臺語音樂劇《隔壁親家》導演。2008年在國家劇院首演，算是一個大製作，主演又是知名藝人澎恰恰跟許效舜，我當時才剛回國的第二年，算是給我一個很大磨練。執導《隔壁親家》前，我總認為身為導演可以想做什麼就去做，並不瞭解一個大製作是很多部門一起工作，導演必須統整各部門意見，才有辦法創作一個作品，「溝通」其實是成就一個大製作很重要的步驟。
嚴格說來《隔壁親家》是我導演工作的起步，卻遭遇最大的困難，更始料未及的竟是文化差異，因我所有的戲劇養成背景都在紐約，我也一直用紐約的工作形式在思考臺灣的工作環境，彼此適應過程中煎熬又痛苦，我最後了解到需要用學習的態度和精神，去適應工作團隊。
導演曾慧誠排練場和樂團溝通音樂展演形式。
《DAYLIGHT》一劇受疾管局支持
2009年我開始投入「躍演」的創作，帶領13位新生代音樂劇演員打造中文音樂劇《DAYLIGHT》，講述了同志與愛滋的故事，而透過《DAYLIGHT》這部作品，我開始感受到導演工作的樂趣。我們首演在皇冠小劇場，讓人驚喜的是那一年疾管局看到演出，就贊助我們翌年到國家劇院實驗劇場演出。雖然劇中不是討論疾病，但早期疾管局的宣傳內容很教條式，他們看過演出後想藉軟性戲劇故事，宣導對愛滋的瞭解及防疫的重要性。不過「躍演」成立5、6年來一直沒有行政等幫手，財務上也有一些問題，於是劇團自2011年開始休團。「我以前是一個表演者，但自從接觸導演工作後，很少再思考回到幕前演出。」2011年劇團決定休息，我則回頭做演員，參加大陸中文音樂劇《媽媽咪呀》角色甄選，最後入選演主角之一的爸爸角色。巡演一百九十場，我幾乎一整年都待在大陸。因《媽媽咪呀》中國只買版權，所以整個製作都是由英國團隊打造，呈現百老匯音樂劇的概念，這樣大規模的百老匯製作流程以及部門溝通的技巧，使我獲益良多。
導《釧兒》體驗臺灣土地上的文化底蘊
這些年我內心一直有件掛念的事情，回到2008年在導《隔壁親家》時，澎恰恰講述過他20年前即醞釀的原創故事《釧兒》，當時我曾跟澎哥說想要製作這齣《釧兒》。澎哥始終認為我是開玩笑，他覺得這齣戲很難做，就暫時被擱置著；期間「尚和歌仔戲劇團」計畫轉型嘗試音樂劇，找我去做他們音樂劇的導演，可惜計畫沒有成。後來適逢尚和在高雄春天藝術節要演歌仔戲《不負如來不負卿》請我導演，因對歌仔戲不熟悉我本想推辭，但想到《釧兒》和歌仔戲有關，意識到這是了解歌仔戲的好機會，硬著頭皮決定接掌導演一職。
我2007年正式回臺工作，經過7、8年的時間才真正找到我回來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製作音樂劇《釧兒》。我藉此去看見、去體驗這片土地上的文化底蘊並且分享給觀眾，《釧兒》讓我看到，臺灣本身語文跟身體使用的力道，歌仔戲、布袋戲、陣頭，都是廟會文化產生出來的，也都在《釧兒》劇中展現，這些事情都讓我開始思考「臺灣豐富深厚的文化，在這個環境裡面有太多故事，值得我們去發現。」
到了2017年，臺北市立國樂團找我做歌劇《李天祿的四個女人》。我以隱喻的方式，呈現李天祿在舞台上的虛實人生。劇的開始即是以老年李天祿的回想開始，藉由音樂、舞者，甚至將布袋戲彩樓搬上舞臺，以戲偶引導大家進入他與4 個女人的故事。而在4 段故事最後，舞台焦點又從歌者、戲偶回到老年李天祿身上，默觀自己的悲喜人生。
《釧兒》劇中展現臺灣廟前活動的深底文化。
音樂劇是需要當成商品炒作
2018年一個機緣下，我執導了歌手丁噹的《搭錯車》，初次體會到一齣戲有製作人對戲劇創作助力有多大，他們真的把一個作品當成商品在炒作，是我們表演藝術界比較難想像的，不過音樂劇其實很需要如此製作，因為音樂劇本身就是商業劇場，操作比較直觀，當製作企劃定案後，會先計算預算投資進去，若預估二十場後回本，他們就一定要演到二十場以後，累積出票房成績。《搭錯車》曾去加拿大演出，接著要去新加坡跟馬來西亞。今年已經第二十六場了，主辦方希望能夠演到一百場。
我的學習過程一直都是跟音樂有關，灣聲樂團音樂總監李哲藝說：「喜歡和我合作，因為我聽得懂他在幹嘛。」，因為我跟各部門溝通的時候，是直接可以看譜討論，可以跟編舞的人，用音樂語言溝通，而不是以感覺來溝通，對於從事音樂劇的工作來說，擁有深厚的音樂底子，確實是我音樂劇導演生涯中很大的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