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心插柳 導演曾慧誠由幕前走向幕後

文:曾慧誠(整理:郭士榛)
圖:曾慧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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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劇導演曾慧誠,擅以西方音樂劇的表演形式結合東方表演藝術的精髓,訴說臺灣在地故事,使原創音樂劇作品感動觀眾,更讓中西文化融合的作品,碰撞出精彩火花。

從小喜歡唱歌的我,大學讀輔仁大學音樂系學聲樂,一個機會看《悲慘世界》音樂劇錄影帶,喜愛上音樂劇,大三那年我告訴指導老師王秋棃,「我不想再學歌劇,想改唱音樂劇。」當時王老師即提醒我,「如果要學音樂劇,選擇去紐約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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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唱歌的曾慧誠惶誠(左二)學生時期就參加音樂劇演出。
 

紐約研究所的訓練

運用到導演工作受益匪淺

我當完兵後,意志堅定地揹起行囊就前往紐約,在紐約讀了音樂劇表演的專門學校(AMDA)。邊學習邊在紐約工作一年後,總覺自己表演技術不足,於是又再報考了紐約大學(NYU)表演藝術研究所,取得碩士學位。可是縱使我非常理解劇本也傾情投入,每每以英文演出時,仍會因為對角色陌生而產生距離感。在紐約7年的生活只覺得疲累,最終決定要回臺灣,「當時我只是想回家繼續音樂劇演員之路,卻無心插柳成就音樂劇導演一職。」

 

回到臺灣後,莫名踏入導演工作,回國這十多年,我執導了《隔壁親家》、《釧兒》、《DAYLIGHT》、《李天祿的四個女人》、《搭錯車》等數十多齣大小劇,現在外人介紹我就是臺灣音樂劇導演曾慧誠,奇怪的是,我不但不排斥導演這個身份,在導戲過程中反而累積出我對導演工作的濃厚興趣。

 

雖然我不適合紐約的工作環境,但在紐約研究所的訓練,運用到導演工作中卻受益匪淺。當時老師讓我們讀本,然後要學生把劇本內容寫成半張A4 的故事,再寫下一句話說明故事主旨。我回臺後將這種訓練運用到導演工作上,每當我讀完劇本以後,會闔上劇本想想內容在說什麼,再寫下一句話點出故事主題,每齣戲都如此做,讓自己清楚導戲方向。

 

「溝通」是成就大製作很重要的步驟剛回臺灣時,我並不清楚自己要做什麼,便和幾位朋友成立「躍演劇團」,2007年做了一個作品《喜樂社區》,朋友提議由我導演,開始我第一齣戲的導演工作。

 

原是無心插柳心態導戲,沒想到音樂時代劇場藝術總監、廣藝基金會執行長楊忠衡看了《喜樂社區》,很肯定我的導演手法,邀請我擔任臺語音樂劇《隔壁親家》導演。2008年在國家劇院首演,算是一個大製作,主演又是知名藝人澎恰恰跟許效舜,我當時才剛回國的第二年,算是給我一個很大磨練。執導《隔壁親家》前,我總認為身為導演可以想做什麼就去做,並不瞭解一個大製作是很多部門一起工作,導演必須統整各部門意見,才有辦法創作一個作品,「溝通」其實是成就一個大製作很重要的步驟。

 

嚴格說來《隔壁親家》是我導演工作的起步,卻遭遇最大的困難,更始料未及的竟是文化差異,因我所有的戲劇養成背景都在紐約,我也一直用紐約的工作形式在思考臺灣的工作環境,彼此適應過程中煎熬又痛苦,我最後了解到需要用學習的態度和精神,去適應工作團隊。

導演曾慧誠排練場和樂團溝通音樂展演形式.jpg

導演曾慧誠排練場和樂團溝通音樂展演形式。
 

DAYLIGHT》一劇受疾管局支持

2009年我開始投入「躍演」的創作,帶領13位新生代音樂劇演員打造中文音樂劇《DAYLIGHT》,講述了同志與愛滋的故事,而透過《DAYLIGHT》這部作品,我開始感受到導演工作的樂趣。我們首演在皇冠小劇場,讓人驚喜的是那一年疾管局看到演出,就贊助我們翌年到國家劇院實驗劇場演出。雖然劇中不是討論疾病,但早期疾管局的宣傳內容很教條式,他們看過演出後想藉軟性戲劇故事,宣導對愛滋的瞭解及防疫的重要性。不過「躍演」成立56年來一直沒有行政等幫手,財務上也有一些問題,於是劇團自2011年開始休團。「我以前是一個表演者,但自從接觸導演工作後,很少再思考回到幕前演出。」2011年劇團決定休息,我則回頭做演員,參加大陸中文音樂劇《媽媽咪呀》角色甄選,最後入選演主角之一的爸爸角色。巡演一百九十場,我幾乎一整年都待在大陸。因《媽媽咪呀》中國只買版權,所以整個製作都是由英國團隊打造,呈現百老匯音樂劇的概念,這樣大規模的百老匯製作流程以及部門溝通的技巧,使我獲益良多。

 

導《釧兒》體驗臺灣土地上的文化底蘊

這些年我內心一直有件掛念的事情,回到2008年在導《隔壁親家》時,澎恰恰講述過他20年前即醞釀的原創故事《釧兒》,當時我曾跟澎哥說想要製作這齣《釧兒》。澎哥始終認為我是開玩笑,他覺得這齣戲很難做,就暫時被擱置著;期間「尚和歌仔戲劇團」計畫轉型嘗試音樂劇,找我去做他們音樂劇的導演,可惜計畫沒有成。後來適逢尚和在高雄春天藝術節要演歌仔戲《不負如來不負卿》請我導演,因對歌仔戲不熟悉我本想推辭,但想到《釧兒》和歌仔戲有關,意識到這是了解歌仔戲的好機會,硬著頭皮決定接掌導演一職。

 

2007年正式回臺工作,經過78年的時間才真正找到我回來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製作音樂劇《釧兒》。我藉此去看見、去體驗這片土地上的文化底蘊並且分享給觀眾,《釧兒》讓我看到,臺灣本身語文跟身體使用的力道,歌仔戲、布袋戲、陣頭,都是廟會文化產生出來的,也都在《釧兒》劇中展現,這些事情都讓我開始思考「臺灣豐富深厚的文化,在這個環境裡面有太多故事,值得我們去發現。」

 

到了2017年,臺北市立國樂團找我做歌劇《李天祿的四個女人》。我以隱喻的方式,呈現李天祿在舞台上的虛實人生。劇的開始即是以老年李天祿的回想開始,藉由音樂、舞者,甚至將布袋戲彩樓搬上舞臺,以戲偶引導大家進入他與4 個女人的故事。而在4 段故事最後,舞台焦點又從歌者、戲偶回到老年李天祿身上,默觀自己的悲喜人生。

《釧兒》劇中展現臺灣廟前活動的深底文化.jpg

《釧兒》劇中展現臺灣廟前活動的深底文化。
 

音樂劇是需要當成商品炒作

2018年一個機緣下,我執導了歌手丁噹的《搭錯車》,初次體會到一齣戲有製作人對戲劇創作助力有多大,他們真的把一個作品當成商品在炒作,是我們表演藝術界比較難想像的,不過音樂劇其實很需要如此製作,因為音樂劇本身就是商業劇場,操作比較直觀,當製作企劃定案後,會先計算預算投資進去,若預估二十場後回本,他們就一定要演到二十場以後,累積出票房成績。《搭錯車》曾去加拿大演出,接著要去新加坡跟馬來西亞。今年已經第二十六場了,主辦方希望能夠演到一百場。

 

我的學習過程一直都是跟音樂有關,灣聲樂團音樂總監李哲藝說:「喜歡和我合作,因為我聽得懂他在幹嘛。」,因為我跟各部門溝通的時候,是直接可以看譜討論,可以跟編舞的人,用音樂語言溝通,而不是以感覺來溝通,對於從事音樂劇的工作來說,擁有深厚的音樂底子,確實是我音樂劇導演生涯中很大的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