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帷幕的高樓，車流與人潮滿佈的街道，通往捷運系統的出入口，人群湧進又湧出，市區商店林立，每個城市都有購物商場，服飾、精品、傢俱、百貨樣樣俱全，遍布全球的國際連鎖企業，即便冠上不同的名字，走近一看卻總是大同小異。
失去「記憶」的人生
人類在追求便利生活的過程中，發展出跨國的商業模式，日常所需的食衣住行用品，由大型農場、牧場、中央廚房、工廠大規模地製造出來，產業供應鏈已達全球規模，帶來前所未有的經濟榮景，但同樣的景觀、同樣的生活方式，衍生出同樣的行為模式，人們彷彿被格式化一般，失去了每個族群獨特的文化樣貌，前人的生活點滴已不復記憶。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在1970年代開始意識到保存文化多樣性的必要，並在2003年通過《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而世界最早立法保護物質與非物質文化資產的日本，則於1950年代即透過《文化財保護法》進行文資保存。
「對我來說，保存文化資產是為了未來，因為想要將過去的美好保存下來，讓以後的人可以看得到」留日多年的林承緯非常慎重地說著。
日本自明治時期大張旗鼓地進行西化，國力雖然強盛了起來，但社會上卻開始出現「我們到底是誰？」的身分認同危機，為因應這樣的反思，日本學者發展出一套知識體系，由文化資產的保存著手，讓傳統習俗與現代生活兩者同時存在於日常中，並藉由認識、理解、認同過去的自己，讓人們能夠抱持著自信心面對未來；日本在文資保存工作的努力，深深啟發著林承緯。
為了明天的記憶
當有形的文化資產消失時，人們是有感的，一座廟宇、一片景觀、一棟具歷史意義的建築物，這些看得到、觸碰得著、真真切切存在的事物，它的消逝總會帶來一些衝擊。無形的文化資產則不然，當歌仔戲逐漸淡出影視節目，廟埕上越來越少見到布袋戲的身影，先民供奉崇拜的宗教儀典不再被遵循，南北管戲曲、客家八音、原民歌謠不再被傳唱，這樣的現象常被簡化為「新的時代有新的做法」，因著客觀或便利的需求，新舊做法間甚至是無痛接軌，先人珍貴的技能、工藝、審美觀，就這麼不知不覺地在我們的記憶中消失。
既然無形，關於先民生活的珍貴記憶，該如何保存？一位製燈籠老師傅的技藝、家將臉譜與步法、具有地域特色的祭典科儀、元宵中秋節慶怎麼過、媽祖怎麼迎，鍾馗怎麼跳……等知識與技能，需要透過「傳承」始能保留下來，並盡可能地讓它延續，「但文化不變其實是一個錯誤的理解，非物質性的文化現象本身都是變動的，即使所有的步驟都照著做，意義也會變」林承緯解釋著。
以扛神轎一事來說明，生活在農耕社會的人民，體力足腳力好，扛個20公斤的神轎走上一天都不成問題；但對生活在今日社會的人們來說，同樣的行為所代表的意義已然不同，對於仍願意努力去進行如此儀式者，反而衍生出一種截然不同的價值，「我們要做的是讓它消失得比較緩慢，或是在它消失之前，對它有更多的了解，就可以對當代更有意義。」林承緯補充道。
於是他接受了臺北市立文獻館委託，為該市民國103年公告登錄之3項民俗：艋舺龍山寺中元盂蘭盆勝會、請關渡媽、跳鍾馗，製作完整的田野調查與全彩圖像紀錄，並彙集成冊出版為《民俗文化資產在臺北》一書，讓這些因應工商社會型態而逐漸淡出常民生活的古老習俗，能被詳實地保留在人們的記憶中。
記住自己的模樣
在獨特的時空背景下，原本多元族群的生活型態，在面對現代化與全球化的挑戰之餘，經歷了一段被貶抑與陌生化的過程，本地的傳統文化逐漸不被理解與認同，大量的藝術家與從業工作者，因社會的排斥或反感而流失，人們不僅記不得自己曾經的樣子，更因為無法體會它的美好而失去重尋記憶的驅動力。
臺灣致力古蹟保存已有30多年，但在民俗及傳統藝術這樣的無形文化資產上著力，僅有10餘年的歷史，「以前臺灣人對於這些存在自己身邊的各種傳統藝術或民俗活動，大約抱持著一種有興趣但不太關心的態度，甚至社會裡面對它有太多負面的刻板印象，臺灣的民俗文化在某個時代的確是失調了，這個失調需要透過一個機制讓它慢慢地恢復正常。」林承緯道出自己的期望，令人慶幸的是，在實際立法制度化保存後，社會的觀感已產生了一些改變。
藉著文化資產的指定與保存，臺灣社會開始以一種正面的方式看待傳統，某些習俗雖是由中國、荷蘭、西班牙在歷史上的某一個時間點傳來，但它們與本地諸多原生族群或50年的日本殖民文化分別交流後，已被形塑成專屬於臺灣的獨特樣貌，藉由「找回記憶」認同自己的過去，再將過去的種種記憶匯集起來。或許在未來的某一天，這片土地上的人們能夠活出一個臺灣人應該有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