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自日據時期開始，透過基督宣教與學校教育，大量引入西方音樂。之後的蔣介石時期，甚至延續至整個二十世紀結束，西方音樂在臺灣這片土地上，都被視為高尚的聲響，本地音樂則給人俚俗的印象。但，做為自我身份認同（identity）的標示，這種被視為俚俗的音樂，應該才是我們真正所屬。為此，有志之士開始思考，「我們需不需要有自己的音樂？」
一段傳奇對話成就臺灣音樂史的篇章
1962 年6 月20 日，尚在維也納留學的史惟亮，在欣賞了當地為時一週的音樂會後，在《聯合報》第八版發表了一篇評論性的文章〈維也納的音樂節〉，文章連載兩天，之後還接著有「續」及「續完」。除了感慨各國都演奏並提倡自己的音樂，並在6 月21 日文章中質疑：「一個國際性的音樂都市維也納，是很自然地愛他們自己的日耳曼民族的音樂，而一個保守的民族性特別強烈的臺北市，何以竟能不加選擇的喜愛所有的外國音樂？」，文中最後，則大聲的詢問讀者：「我只想問一句話， 我們需不需要自己的音樂？」
甫從法國學成歸國不久的許常惠，在閱讀了史氏的文章後，就在同年7 月10 日的《聯合報》上， 以〈我們需要有自己的音樂〉一文，高分貝地回應了史惟亮。兩位當時國內音樂界的青年才俊，都有著相同的理想，都想以自我文化中的素材，進行音樂的創作。當時臺灣音樂院校中，能選擇的學習可能性僅有兩種，即音樂創作或是音樂展演。而兩人在國外所學，均為前者，因此回臺後所從事的工作，也都與創作有關。如何脫離西方音樂理論的框架束縛，創作擁有具自我身份認同的作品，是當時這兩位年輕人，以及作曲界許許多多反西方中心論（counter-West centralism） 者，所急欲嘗試的。
圖左:斯洛伐克籍Zloch神父，在維也納一直對外國學生的資助，史惟亮留學歐洲期間受其照顧很多。
圖右:1967年七月底到八月初的這次採集，人員分為東西兩隊進行，並被報紙大量的報導。
追隨二十世紀初期的前輩音樂家作法 尋根
二人不謀而合的理念，在史惟亮1965 年回國後積極付諸行動。二人召集了有志之士，共同尋找這片土地上仍存在的先人聲響。這種聲響，在都市已無法聽聞，卻在鄉野間仍大量被吟誦唱奏。這種不矯揉造作的音樂，從一群純樸的人口中發出，那麼自然，那麼有生命力。二人去歐洲留學，見多識廣，但在歐洲大陸尋他個千百度，驀然回首，所要的聲音，卻是近在眼前， 垂手可得。
創作素材，來自於對音樂的解構與提煉，田野大量的資料，只待先將其收錄之後，再於案頭進行分析。於是，就如同二十世紀初期， 匈牙利作曲家貝拉˙ 巴爾托克（Bela Bartok）所為，這群人積極收錄著鄉野間仍可聽聞的傳統音樂。而這一舉動，有巴爾托克的先例可循， 他們也追隨巴爾托克的作法，對於收集到手的音樂進行分析，尋找屬於這片土地的音階、節奏、音色、旋律輪廓等特有素材，從而讓我們有機會了解這片土地上，最真實及最有生命力的聲音，他的來源、他的結構、他的聲響。
跨越族群的豐碩採集成果
1965 年「中國青年音樂圖書館」，以及1967 年「中國民族音樂研究中心」的成立，使二人的理想有了根據地。一直到1970 年以前，以此為名義的田野調查，總共進行了有六次之多，所採集樂曲共有一千七百多首。如不包括錄音檔案中所言「重唱」的部分，並扣除錄音中不完整的樂曲，也還有一千六百多首。最為著名的，是於1967 年7 月底到8 月初的這次採集，人員分為東西兩隊進行，並被報紙大量的報導。這次採集，總共獲有約六百首的歌謠。
此外，同年5 到6 月，由李哲洋及劉五男兩人於花蓮與臺東所進行的以阿美族為主體，並兼及排灣與卑南音樂的採集，總共錄有近七百首音樂，而1966 年以賽夏為主的採集，亦是以李哲洋與劉五男為主所進行，除因矮靈祭的錄製遭到拒絕，平日歌謠也採錄有近五十首之多。此外對於福佬與客家歌謠，也有大量的收錄。
塵封漂流半世紀的珍貴紀錄
重回故土
這批資料，當時進行了三份拷貝，除了兩位召集人各保留了一份，還有一份，被送到了當年以大量資金支持這個活動的德國「華歐學社」，被學社的歐樂思（Alois Osterwalder） 神父，細心地保存著。臺灣保存的這批資料， 除了極少數得以公開，隨著時間的流逝，有聲錄音盤帶被這裏潮濕的氣候，默默地侵蝕毀損了。
2010 年，吳榮順公開了許常惠所保留的資料，不但有缺漏或損毀，保留下來的，音質也不佳。史惟亮的資料，則在其過世後，透過他的後代，送至英國，進行了破壞性處理，將盤帶資料轉出，盤帶則永久毀壞，無法修復， 但史惟亮後代，並未將這批聲音資料公諸於世。至於歐樂思神父在德國保存的這批資料， 則雖經過近半個世紀的閒置，由於保存得當， 至今仍完好如初，神父在找到可以信賴的歸宿後，於2013 年，將其永久出借給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位典藏中心，進行保存與研究。
即使當年的採集，在日後學者看來，仍有不足之處。最為今日學者所詬病的，乃在其採集當下，對於一些摻入流行音樂元素的歌謠， 採取摒棄的態度，並認為世俗化將導致傳統的消失。但今日學者在已採集到的資料中，仍發現存在著摻入流行元素的歌謠，認為此乃傳統音樂與當代社會互動的證明，當時若亦能將此類歌謠一併收錄，對於日後音樂與社會關聯的研究，將提供更多有利的證據。
圖左:五十年前這群人為我們所保留的大量文化遺產，讓後代子孫有了身份認同的依據，有了尋根的可能，並讓這片土地的過去，愈見清晰。
圖右:六次音樂採集當中，包括日後為大家所熟知的賴碧霞、陳達、與郭英男等六百多名各地歌唱者被調查人員紀錄下了他們的姓名，近1700首樂曲被採錄。
聽見族群的先人們一路走來的痕跡
五十年以後，當我們再次聆聽這些聲響， 似乎又將自己與先人聯繫起來。經過時間的錘鍊，今日的這批資料，已經不僅僅如史惟亮與許常惠這兩位音樂界先後作古的前輩所希望， 將其作為了解與創作自身音樂的素材。無形文化資產（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的保存與維護，在世界各地受到高度重視。不同錄音地點的歌者後代，在聽到五十年前，他們父母、親人、同胞所唱出的聲音，或無限的唏噓與感慨，或滿懷的激動與興奮。歌者的後代族人們，正在不斷的尋找當年被政府以及主流社會所摒棄的聲響， 這些聲音受到摒棄的原因，來自政府對於原住民集體聚會的不信任，來自社會不知珍惜先人所留下的智慧，而嘲笑它的過時與俗氣，來自「在地」（local）所引發的主流文化與「他者」（others） 間重新定位的恐懼與危機感。但這些聲音，是族群的先人們一路走來的痕跡，是他們與先人溝通的憑藉，是他們自我認同的依據。因此他們希望這批資料，能被留在部落，能成為他們重建部落文化的依據，並透過聲音，進行族群自我認同。欲了解我們從哪裡來，這些歷史遺留的片鱗半爪，都是值得珍惜的證據，沒有它們，我們就沒有根。
身份認同的文化遺產
這個1960 年代後半期，在臺灣曾進行的六次音樂採集，二十多位知識份子參與音樂錄製整理工作，六百多名各地歌唱者被調查人員紀錄下了他們的姓名——包括日後為大家所熟知的陳達、賴碧霞與郭英男等，近1700 首樂曲被採錄。而1967 年暑假的採集，各大報追蹤報導，更給後世留下深刻印象。這群人為我們所保留的大量文化遺產，讓後代子孫有了身份認同的依據，有了尋根的可能，並讓這片土地的過去，愈見清晰。
今天，在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中，提倡重建臺灣音樂史。這群人的名字與事蹟，應在我們的音樂史中重新被定義與紀錄，因為有了他們，才能讓今天的我們，能聽見自己祖先一脈相傳的聲音。知名民族音樂學家喬瑟琳. 吉爾伯(Jocelyne Guilbault) 認為，「世界音樂在很多面向上，乃在地（local）的重新定義」，我們不得不佩服，在五十年前，我們的先輩，已經認知了這一點，並為我們後輩在今日激烈的全球化音樂競爭中，做好了準備。
歐樂思神父細心地保存著的有聲錄音盤，雖經過近半個世紀的閒置，由於保存得當，仍完好如初，於2013年將其永久出借給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位典藏中心，進行保存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