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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藝.植物園

  • 副標題:植物在福爾摩沙 跳了支儀態萬千的舞
  • 文:江明親
  • 圖:江明親、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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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藝植物園展覽——生命之樹展區。
描述

植物園,為我們在時間和空間密不透氣的夾縫裡,留下舒展的一方天地。在植物園裡,我們呼吸、漫步,在陽光投射的樹影之下,我們也重新和這片大地連結。每一座植物園,都是人與自然關係的展現。許多植物園的空間規劃,再現了亙古以來人類社會對於自然秩序的理解和宇宙觀;而這些植物園,也持續在當代的人類社會發揮沉靜的力量,為更長遠的未來「保種」——保有生物多樣性,以及保留與泥土接觸、呼吸的空間。

傳統藝術,也是這樣一座植物園。

在與自然交會的過程中,人們體會自然、運用自然,也在自然的亙古韻律中找到自己回應的獨特面貌和語彙。無論是音韻、律動、工藝,傳統藝術連結了人與土地,也在破碎不規則的生活節奏中,保有自己的安穩聯繫。在傳統藝術裡,我們在時間的河流得到歇息,感受到人與人在這片土地上共同生活的情感和體會。而這些體會,在藝師的手中化為美,持續不歇。


啟程:生命之樹

2023年6月在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內的傳藝園區揭幕的「傳藝植物園」展,從「生命之樹」主題展開。Tree of life,是全世界族群工藝中普遍存在的紋樣,代表宇宙生命的創生,往往具有神秘的力量。臺灣許多族群也都有這樣一種「樹」,是生命的起源,也守護著生命。

秋分時節,臺灣鄉間的田地裡常出現「土地公拐」,相傳是要給忙於巡視的土地公當拐杖用的,樣子就像是一棵微型的樹,象徵自然生命之力灌注田土,或者土地公對於田園的守護,保佑豐收。


隨著海拔走——以身體感受臺灣傳藝植物

透過植物的視角,「傳藝植物園」也希望提供一個不同的觀看和感受傳統工藝的方式。傳統工藝距離我們並不遙遠,來自於生活在不同海拔、不同溫度、不同河海環境的臺灣人,真真實實的生活和生命體會。當民眾進到展區,將隨著不同海拔的植物,看見那個地方人群的智慧和美,而這些,也累積成辨識自己的方式。


中高海拔植物區——稜線上的視野

臺灣特有種的玉山箭竹(Yushania niitakayamensis(Hayata)Keng f.)生長在中央山脈海拔一千至三千公尺,在開闊空曠之處形成像草原一樣的低矮灌叢,在林木下生長的玉山箭竹則可高達四公尺,被登山者稱為「峰頂和稜線的霸主」。而許多生活在中央山脈的原住民族群,將它作為工藝的材料,例如縱橫在稜線上的布農族群就將玉山箭竹作為製作用品的材料。

在稜線上的生活經驗與壯闊的視野,也記錄在工藝上,布片連接處牢牢拉緊兩側的直行繡線,布農族給它一個名稱,叫做laut laut(山稜線),承載著刺繡的人為穿著者祈求的心意,希望穿著的人,帶著熟悉山林的能力直入獵場,收穫豐碩,然後快速、平安地回來。(註2)


中高海拔植物區——散發香氣的木雕

「福爾摩沙真是名符其實的東方之珠,她最美麗的,是生機蓬勃的樟櫧森林,以及生長在崎嶇陡峭高山上的巨大檜木與挺拔的臺灣杉。」這是英國植物學家威爾森(Emest H.Wilson)1918年訪查臺灣的森林之後所發出的感嘆,他認為臺灣有著「東亞最美麗的森林」。

傳遞信仰虔誠和生活質感的漢人木雕手藝,表現在粧佛、木作家具、鑿花,甚至戲偶和生活器用裡,威爾森盛讚的臺灣山林正是芬香美材的來源。

臺灣肖楠(Calocedrus macrolepis Kurzvar.formosana (Florin)Cheng & L. K.Fu.)生長在中、北部海拔三百至兩千公尺間的山區,是臺灣特有變種。馬偕在《福爾摩沙紀事》(From Far Formosa)中寫下對臺灣肖楠的描述:「這種樹長在山上、岩石地帶及光禿的岩石上面。這是極佳的材木樹,木紋漂亮,用某種中國漆料處理後,表面會很光滑,像鏡子一樣反映物體。它是臺灣最好的家具木材。」而漢人匠師對肖楠的別稱是「黃肉仔」,木材色澤呈現淡黃褐色,因為生長緩慢,材質密緻,而且散發香氣,用來雕作家具、裝飾、建築都是最好的材料。 


中低海拔植物區——島嶼原色

新竹人王石鵬在1900年為臺灣孩子而作的《臺灣三字經》這樣寫:「麻與苧,植物興,其原質,制布繩。菠蘿絲、芭蕉布,惟土蕃,善制作。造紙料,有紙桑;此紙質,作傘良。大甲產,三棱草;蛟文席,織得好。通脫木,原野生;造紙花,質最明。棕櫚藤,堪雜用;織蓑衣,雨天供。」以吟誦的方式,傳承土地的生活知識、地理和歷史記憶,植物之用,也就這樣記錄在孩子們的吟唱中。一百多年前的紀錄,仍有許多在今天的族群生活中存續,例如原住民族群的苧麻織布、已經登錄為國家級文化資產的噶瑪蘭族香蕉絲織布、苑裡大甲一帶富有盛名的藺草編織、可製成花朵的蓪草等,都在每個地方牽繫著世代間的記憶。

在化學染料尚未取代自然染色之前,臺灣的在地族群曾經使用薑黃(黃色)、茜草(紅色)、薯榔(紅色)、大菁(藍色)、小菁(藍色)等植物製作為染料使用。而從1990年代自然染色復振以來,更透過研究和技藝交流發掘、引進多樣的植物染材,豐富了島嶼的色譜。

在這豐富多元的色譜中,薯榔紅出現在臺灣各原住民族的服飾中,因為這是少數不需要經過交換而可以在地取得製成的染料。薯榔(Dioscorea matsudae Hayata )廣泛分布於臺灣全島,是具有肥大地下塊莖的草質藤本植物,如果只看地面上不起眼的枝葉,不小心會誤以為是雜草,但是臺灣薯榔的地下莖就像大番薯,長得肥碩有料,挖取之後切片熬煮就是鮮飽的紅褐色,提供苧麻線最好的染材。

不僅僅是原住民族群使用,薯榔也是臺灣漢人族群的生活必需品。薯榔的汁液含有豐富的單寧酸與膠質,經過薯榔染色的纖維變得更堅韌耐用,所以繩索、漁網總要用薯榔染過。除此之外,臺灣在清領時期最值得驕傲的出口產品「烏布」(藍染的透黑發亮的黑布),也仰賴薯榔的加持。《續修臺灣縣志》這樣記載:「澱菁盛產而佳,薯榔肥大如芋魁,故皂布甲於天下。」所提到的「皂布」就是「烏布」。


水岸與海岸植物區——與水共生的植物與工藝

臺灣諸島與海洋的關係密切,作為生活和經濟用途的水生植物中,近代臺灣最富盛名的應該就是藺草了,而編作藺草的手藝,更充分展現族群互動交流的軌跡。臺灣用作編織的「藺草」,總共包含了兩種莎草科(Cyperaceae)與一種燈心草科(Juncaceae)植物:大甲藺、三角藺與圓藺草;大甲藺與三角藺的橫截面呈三角形,圓藺草則呈圓柱形。這三種植物材質特性略有不同,被用來製成不同的用品。西部常見的三角藺,用來編提袋、編蓆,或者綁金銀紙、綁大閘蟹,圓藺草是榻榻米的主要材料,此外,在中部大安溪、房裡溪、苑裡溪一帶生長的「大甲藺」,則是清代以來人人爭相購置的臺灣特產品「大甲蓆」的原料。

蔣師轍1892年成稿的《臺游日記》這麼記載:「又大甲之席,大甲溪草織成,疊如布帛,可置行篋。草有鹹淡之別,產淡水者佳。極精者價可五、六十金,最下亦直番餅三數枚。內渡者皆購以充餽遺。」(註3)可見受歡迎的程度。大甲藺作為編作的材料,相傳道卡斯族女性將鹹水邊採集到的這帶有香氣的野草編成生活用品,接著更把草纖維析成細條,編為更精緻美麗的成品,並教導族人製作,這工藝更從各社傳到漢人社群,於是留下「番仔蓆」這樣的暱稱。漢人女性進一步加入紋樣技法,以豐富紋樣的「加紋蓆」廣為人喜愛,也有與方勝紋相似的「角仔花」、象徵富貴的「銅仔花」、代表長壽的「龜殼花」,以及作為嫁妝賀禮之編蓆上的「雙喜紋」、「龍鳳蓆」等。

日治時期,開發出以大甲藺製造的草帽、下駄表、煙草入、紙入、座蒲團等商品,其中尤其以大甲帽為外銷大宗。此外俗稱鹹草的三角藺,臺灣工藝之父顏水龍於1940年代輔導臺南州學甲地區把當地盛產的鹹草研發出獨具「用之美」的新品項,例如膾炙人口的提袋(茄芷)等產品。戰後為了拓展外銷手工業,藺編帽蓆不僅是賺取外匯的亮眼產品,西部沿海的苑裡、大甲等地,家家戶戶共同編製這帶著香氣的芳草的溫暖記憶,更串連了在地的世代,以及曾經聞著藺草香入睡的我們。


花果園區——飽滿的祝福

花與果,正是傳統藝術最常託付美好、豐盛寓意的圖像。其中水果可說是最具臺灣味的主題了,除了華人共有的瓜果種類,臺灣的匠師巧手們也經常把在地的瓜果放在作品中,妝點出最親切的滋味。

而民間藝術中經常出現的花卉,許多也取材自製作者的生活周遭,例如臺灣人感覺最親切的「圓仔花」。不過有些傳藝花卉,盛放在廟堂,卻很少綻開於臺灣的自然環境中,它們通常是跨越時代已經獲得共識的文化母題,以象徵的方式表達群體對美的認知和寓意的寄託,牡丹就是這樣的花卉,世代在臺灣傳藝植物園的溫室中細心培育。傳藝中的牡丹(Paeonia×suffruticosaAndrews),是「花中之王」,重瓣盛放,華麗而尊貴,代表著昌盛和吉瑞。唐代劉禹錫的〈賞牡丹〉這樣描寫:「唯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可見牡丹在華人文化中的地位,也因而一直都是傳統藝術的重要主題。牡丹一般生長在溫帶地區,是盛放於中國北方初夏穀雨時節的花卉;而在亞熱帶臺灣,最常見到牡丹盛開的,則是在廟宇裝飾中,以及書畫和工藝作品裡。不願只是照本宣科,頂真的藝師總會在每年二到五月時趕赴南投杉林溪一賞廬山真面目,為掌握真實神韻而細細考究。


為臺灣文化大樹「保種」

如同世界上許多重要的植物園為了保護生物多樣性而努力進行保種的工作,「傳藝植物園」也是為了讓下一個世代繼續擁有豐富多樣的文化資產,並且能夠驕傲的運用資產,進一步源源創造發展而「保種」。傳統藝術,維繫世代承傳的脈絡,在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互動中不斷創造變化,成為永續發展的資源。保有多樣性的種子,有一天,也將茁壯為站立天地間的文化大樹。


註1: 本文節錄改寫自江明親(2022)《傳統藝術植物主題展規劃暨展示文案撰擬服務案規劃報告書》,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委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辦理,未出版。感謝蔡思薇(國立暨南大學)及蔡孟穎(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兩位老師提供植物專業知識的協助和審訂。

註2: 卡塔文化工作室(2016)《部落書寫體——針路》,臺東市:卡塔文化。

註3: 1892(光緒18)年,《臺游日記》,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頁67。